文艺批评 | 岳雯：尝试理解一个时代 ——评路内长篇小说《雾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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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路内的长篇新作《雾行者》是一部书写时间的小说，其中有着截然不同性质的空间共同存在于人们的生命体验中，构成了今天中国社会的缩影。岳雯老师从人口流动、文学青年、时间三个关键词出发对其进行解读。她指出小说家路内尝试着去以社会学式的观察作为小说的根基，但竭力避免使《雾行者》成为社会学的注脚，运用叙述技巧避开公共议题，平衡了小说内容的“文学性”和“社会性”。她认为在这些小说内容的表象背后是作家路内对于时代精神的尝试性理解，从书写一个时代的人口流动变化入手，向我们洞开了流动之后的精神版图。作家路内严格恪守着小说作为“心灵史”的价值立场，借助对文学青年的群像描摹，在小说中对文学作自反性思考：“文学是什么？”，从而进一步探讨文学的本质，呈现出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本文原载于《文学报》2020年05月03日，感谢岳雯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岳雯

尝试理解一个时代

——评路内长篇小说《雾行者》

路内的写作历程中，《雾行者》无疑占据了特殊的位置。这不仅因为《雾行者》是路内创作中体量最为庞大的一部。某种意义上，体量的庞大往往意味着强盛的叙说愿望以及推动这愿望的更深邃的思考，也不仅因为《雾行者》所叙述的时间最为接近当下，路内的小说时间终于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走入了新的世纪，也因为《雾行者》一改昔日单纯忧伤的调子，变得含混、丰沛与复杂了。这是一个小说家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有着稳定读者群的路内似乎担心读者们如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陷入叙述的茫茫大雾中。他不仅在小说中标出了重要的时间点，还在各类访谈中提供进入小说的钥匙，指示读者走出意义的迷雾。于是，小说与围绕小说的各类访谈共同构成了话语的漩涡，也打开了小说的意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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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看上去是一个现象，但实际上是一场挺大的运动，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

人口流动，这是路内理解九十年代的关键词。路内是一个严肃的观察者。他擅长用社会学家式的目光观察社会，并敏锐地抓住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要害：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了2.61亿，较十年前增长了81%。当然，小说不是冰冷的数据，文学是对数字背后人的情感、思想与行为的想象与体认。路内据此建立了小说与现实互相指涉的根本框架。建筑于这一认识之上的《雾行者》，有了时下小说不多见的现实感和质地清晰的纹路。

作者: 路内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20-1

《雾行者》犹如摄影机，从不同角度呈现了人口流动所带来的深刻变化。我们看到，随着人口流动，中国社会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铁井镇，伴随着周劭和端木云的下车，读者获得了关于这个小镇的第一印象，“远处白色的厂房在暮光中闪耀，烟囱里的白烟向着晚霞的方向漂移。”对于小说而言，这是一个近乎原点的地方，小说中的众多人物都与这一小镇有着或深或浅的关联。我们甚至可以从这个小镇寻找到他们的行为逻辑与心理依据。这确实是《雾行者》对中国式“原乡”的巨大改写：对于这一代年轻人而言，他们心理故乡既不是傻子镇这样的乡土，也不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构成他们的“材料”却是这样的工业小镇。在此，他们将更新关于“自我”的全新认识。这也是关于小镇如何在九十年代被资本和流动人口改造的“神话”。在资本的大潮涌入以前，这个位于上海、江苏、浙江交界处，只有一万原住民的小镇，古老而宁静，荒凉而乏味。忽然之间，一切都变了。小饭馆、大排档，吃饭喝酒划拳的年轻人，打工妹，固然是混乱、嘈杂、喧嚣，甚至充斥着由旺盛荷尔蒙导致的暴力，但这又是一种新型经济活力的表征。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些有着重工业范的厚重敦实的工厂，看上去足以抵抗时间，却在一种新的历史逻辑下衰败下去，失去了活力，取而代之的是铁井镇里那些一夜之间次第涌现的用轻质构件搭建起来的厂房。这是开始于九十年代并决定了今天中国面貌的重要时刻：资本的大量涌入，使得东部以及沿海发达地区形成了新的再生产空间，这也是小说中铁井镇开发区形成的过程。为了维持再生产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大量农民工涌入，城乡关系也随之发生深刻变革。不管周劭、端木云们是否意识到，他们，和那些来自四川、安徽、贵州等地的工人们一起，都构成了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参与到全球资本体系中。

工厂的衰败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新的再生产条件下，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这对于作为主体的个人意味着什么？主流的公共议题是呼吁打破城乡之间的制度区隔，促进农民工的自然流动与融入城市。身为小说家的路内却敏锐地意识到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下所存在的身份认同问题。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的身份与社会关系是恒定的，也为传统秩序所固化。然而，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下，这一社会秩序被打碎。人们在不同的地方之间流动，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仅仅依靠相关文书才能证明一个人，由此，人的身份变得模糊与空洞了。这就是《雾行者》里所说的“假人”。所谓“假人”，是说他的身份证，学历证书等证明一个人的身份的材料可能是伪造的，是不确定的。有些“假人”要么是因为有前科或者案底，要么是不符合劳动力的门槛，比如学历等，需要伪造一个身份才能在新的社会空间中获得一席之地。好在，路内并没有完全从社会管理或道德立场上对“假人”作居高临下的价值判断。他意识到这种身份的空洞化是这一大规模人口流动时代的衍生物。有的人借此躲避有污点的犯罪前史。有的人，比如小说中的林杰，是因为被骗，陷入了绝境，于是将过往的经历全部清零，重新以新的身份行走江湖。一个按照自己心愿伪造的假身份，甚至可以成为通向新世界的大门。这或许就是身份对人的意义吧。也有人以此匿名来实现正义的目的，比如，周劭的初恋女友辛未来正是借此才能成功“卧底”黑心工厂。

从1998年到2008年，这是一个时代与另外一个时代的裂隙。随着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与社会控制的加强，人脸识别与大数据之下，匿名空间已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 《雾行者》成为我们观察一个消失了的时代的镜片。透过这一镜片，我们发现，人口流动与身份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漂泊感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表情。这也是小说的主题之一。漂浮，不辨方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无目的流浪，似乎切合了“雾行者”的题中之义。这也是为什么在小说中，“江湖儿女”的切口屡屡出现。它仿佛是一群人的接头暗号，也是他们的心灵自况。

“江湖”意味着他们生存与生活着的广袤人间。他们萍水相逢，有可能发展出一星半点介乎友谊与爱情之间的无法命名的情谊，随即又身不由己地消失在茫茫人海。林杰与丽莎的关系似乎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林杰被迫逃亡的时候，他来见丽莎，告诉她，他很喜欢她，本来要带她走，却不得不单独行动。临走前，林杰说，江湖儿女，萍水相逢。五年之后，当林杰因为杀人而落网，丽莎独自离开，被问到这个朋友是她的男人吗？丽莎也只能答说，江湖儿女。一句“江湖儿女”，其中有九十年代的青年对于“江湖”这一相对于“庙堂”的社会空间的想象性认同，也隐含了人与人之间无法建立有机的紧密联系的失落与伤感，不免让人百味杂陈。

“火车”意象

除了“江湖儿女”，路内还特地构造了“火车”这一意象来描述穿行在时代迷雾的漂泊感觉。周劭的父亲就是一位火车司机，他对少年说，“我想开火车带了你，阿拉两个人一道开到天边去”。这仿佛就是漂泊的序曲，此后不断回响在周劭们的生命中。在《雾行者》中，火车这一象征物不再仅仅意味着“现代”“速度”，同时有了属于前现代的伤感气质。小说中的人物往往选择火车，在肮脏的拥挤的人群中，度过极其漫长的时光。“火车就这样开过半个中国，漫长，迟缓，从阴霾直至阳光下。”通过火车，人获得了度过人生和反思人生的机会。“火车一直开着，把过去的一切都抛在身后，即便是昨天，也都像百年之前。”“那些开过的火车就是这个世界的常态，是我不可企及的部分，但是偶尔它也会停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它总之就是停下了，一整天或是一秒钟，就是那个前途渺茫的机会在等我，然而不管火车停下多久，前方世界渺茫这一点不可改变，目睹火车开过和坐上火车去往别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空虚。”路内以火车映照出那个时代人们因为流动而来的漂泊感，同时，他也拒绝虚假的安慰——漂泊无法获得任何形式的补偿，在大地上漫游的人们并不会因为这种漂泊而获得更为开阔和深邃的见识，对那一代人而言，那只是无可逃避的命运罢了。由此，《雾行者》向我们洞开了流动之后的精神版图。

有意味的是，尽管路内有意在访谈中以一个社会学家的口吻谈论故事所发生的年代，但是，在小说中，他完全抹去了人口流动的政治经济学根源。尽管以社会学式的观察作为小说的根基，但他竭力避免使《雾行者》成为社会学的注脚。他将那些流动青年的困惑与不安始终保持在个体心灵的层面，而不是提炼为明确的困扰。当小说有可能触及某些公共议题时，路内灵巧地从边缘滑过。从这个意义上说，路内严格恪守着小说作为“心灵史”的价值立场。问题在于，当小说家剥去了心灵与历史，与社会关系网络的缠绕之后，剩下的所谓“精神性”，无论多么纯粹晶莹，都暗示其“人造性”。人的身体和心灵都在以强烈的方式承载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对于小说家而言，这是一个悖论式的两难命题。面对重大问题，他既不能过分凌空虚蹈，也不能泥足深陷。在这方面，路内至少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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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将人塑造成型的世界观，既是外向的碰撞，也是内向的探索”

文学青年。这是《雾行者》的关键词，也是对一部小说的现实感和文学性的巨大考验。老实说，一直以来，我对那些将作家或艺术家作为的主要人物的小说持谨慎的怀疑。我曾经在“80后”作家的创作中发现这一共同的精神偏好。在“80后”的写作中，越来越多的作家、艺术家正在占据主角，成为被观照的对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失败的艺术家”。他们那“不止于此”的灵魂往往被崇敬的口吻描摹为高于一切的，他们执拗而古怪的性格、窘迫而波折的生活仿佛都是献给文艺女神的祭品，是佩戴在胸前的荣誉勋章。鉴于此，我认为“80后”的作家们是文艺一代。现在，我们在《雾行者》中也遭遇了大量文学青年。

路内大概觉得，倘若没有文学青年，就无法打开一个人的思想空间，也就无从呈现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他有可能是对的。这也赋予了这部小说以冗余的文学气质。它挑选自己的读者，文学青年在阅读时可能会有会心的狂喜，而非文学青年则被阻隔于外，甚至觉得莫名其妙。为了将文学青年从媒介场域的“污名化”中拯救出来，路内对他所描述的文学青年做了两方面限定。第一，文学青年不是文艺青年。文艺青年是对大多数艺术门类有好感的那类人，他们往往是艺术的欣赏者而不是创造者。《雾行者》中的端木云等，只执着于文学一种。他不仅是文学阅读者，也是创作者。第二，文学青年不是以文学为业的作家。小说中的一个文学编辑沉铃一开始就对此做出了断言。她认为像李东白和小川这样的文学青年会继续写，成为作家；而端木云和玄雨则不会。“有些内心干涸的作家仍然在写，是由于欲望在驱使，而你们，没有这种推动力，你们并未想过成为作家。”也就是说，文学青年和作家的区别在于，文学青年将小说作为一种表达的方式，当表达的愿望消失了，他们也就停止了。文学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作家是熟练地运用小说，将之作为职业的那类人。这一分类难免有粗疏之处，但不难看出，在路内这里，文学青年的位置远在作家之上。

借助文学青年这一形象，路内试图在小说中对文学作自反性思考：“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冷僻，因为从事文学的人通常不会这么盘问自己，他们被人问，然后回答。有时候，答案绕过了问题本身，有时候绕不过去，有时天真有时世故……可以说，文学是文学青年的神。简而言之，文学对于文学青年的影响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文学是青年，特别是位于社会底层，无法获得更多社会资源的青年自我教育的方式。在互联网覆盖人们生活的今天，青年似乎可以从互联网获得自我教益的资源。但是，对于端木云这一代青年而言，整个世界对他们都是封闭的。在端木云的回忆中，在上大学之后，他才开始看了很多小说。对于他而言，这是震惊的时刻。新世界如潮水向他涌来，他发现，文学唤醒了他的内在自我，他也开始借助文学塑造这个尚未定形、并不完备的自我。事实上，这不仅是端木云一个人的奇遇，许多文学青年都是如此。可以说，文学是《雾行者》中人物的通行证。想想看，林杰，一个聪明、机灵、处处留情的杀人凶手竟然会留下一本《苏联三女诗人选集》。一个时代的底层青年对文学渴慕，可得到佐证。

《苏联三女诗人选集》

所谓塑造自我，意味着文学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们的语言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用书面语说话。对于姐姐的死，端木用“安息”这个词，而在日常生活中，在他的家乡，“去世”或者“安息”这样的词是无法交流的。文学性的词汇有时候负载着说话人的情感，而有时候仅仅是无谓的装饰，遮挡了事情的本质。他们用比喻的方式认识生活。比如，端木云在到达铁井镇之后对于这个小镇的评价是，“这是一个更大的监狱，但这里的人们不像刑徒，而是一支凝固的亡军。”他们将自己所看到的生活与阅读过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人物建立关联。比如，坐着火车返回安徽老家的端木云在火车停止的时候望着窗外的景色。他感到“有一种比悲伤更沉重的东西横在远方的道路上。他想到了诗人海子。海子是安徽人，十年前的这个时候，他也在铁轨上。这个被虚幻折磨到死的诗人似乎总是能看到道路上的光，有些是喜悦的光，有些是悲伤的光，有些是呼喊着奔走的光”。这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失真，他们仿佛不是在生活，而是在经历一部小说。端木云的长篇小说《人山人海》成为小说的收束于是变得顺理成章。

像虔诚的教徒一样，他们要求自己完全忠诚于自己的神，这意味着作品与自我必须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否则，就会被视为虚伪。几个文学青年在谈论一个作家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时，他们几乎达成了一致的观点。即在认识这个作家之前，觉得小说还不错；但是，在见识了他本人之后，他们认为因为作家显得蠢，他在小说中建立的叙事策略会崩溃。也就是说，在文学青年看来，一个作家的作品与自我是互相阐释，互相说明的。玄雨也是依照这一逻辑批评端木云的小说，她认为他的小说表面上虚无，但事实上，端木云并不虚无，“它不构成你作为一个作家的自我。”这仿佛是对特里林所讨论的历史中的自我之真诚与真实问题的渺远回音。他们严肃地讨论这一类问题，而讨论本身也构成了他们自我认识的核心。然而，当现实洞穿了文学，或者远远超出文学所能想象的残酷边界时，文学青年经由文学所建立的自我也会崩溃。

这就是《雾行者》所塑造的文学青年。他们在文学中获得满足。所谓的满足，指的是，经由文学思维，事物与事物之间得以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生活中的苦役经过文学化的滤镜之后，失去了原本沉甸甸的重量，显示出某种可以忍受的寓言性和象征性。在巨大的仓库中寻找不知道是否存在的瓷砖，对一般人来说是惩罚，而在端木云看来，“这样的困境可能只存在于卡夫卡的小说里，又或者被博尔赫斯以另一种寓言的方式书写出来。”这使得他们具有了超越一时一地，超越乏味单调生活的可能。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文学无法穷尽和穿透一切。“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展示了小说或深或浅地藏匿于语言之下的另一种物质。对此玄雨曾表示不屑，小说的一切都是水面上的泡沫，这种说法当然也有道理。端木云认为，海面之下并不是故事，也不是真相，而是语言，仍然是语言。这语言并非沉默，并非隐匿，并非留白，它似乎是‘未被言说’所具有的恒久的不及物状态。如果顺着冰山理论讲下去，海明威谈的似乎不只是提及比例，还有密度的差异。无论如何，未被言说的不及物总是更庞大、更神秘或者更痛苦。”这是典型的文学青年式的思考和语言。说得真好啊，我也忍不住赞叹。类似这样的金句比比皆是，如巨大的冰块漂浮在小说的海面上。文学，与谈论文学本身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路内相信，这是属于一代青年的核心世界观。然而，遗憾的是，路内未能坚持让这一由文学构建起来的世界观与真实的生活发生直接的碰撞。库管员与文学青年这两种身份，就像周劭和端木云这一对朋友，终究愈行愈远，消失在时代的浓雾中。

《雾行者》于是具有了一种奇异的修辞效果。这些小说世界里的人物，在个人意志的作用下，再次主动将自己小说化，仿佛一张经过多次对焦的照片，在无限虚化之后反而具有了接近真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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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条公路,它的空间存在就像时间的拼接术、人生的拼接术”

关于《雾行者》的一个共识是，这是一部书写时间的小说，或者更具体地说，这是以1998-2008年这十年为描述对象的小说。路内的意图一开始就被强烈的表达了，在每一章的小标题里，都有具体的年份。对此，路内借端木云之口不无抒情地表达，“某些年份像大海中的深谷，地壳板块之间难以弥合的边界，解释它们需要巨量的因果关系。”可以说，整部小说就是对这些年份的庞大解释。不仅如此，在小说中，似乎每个人对时间都有一种莫名的感喟。端木云说，有些年份，实在过得太快。周劭则认为，追溯十年的光景却显得捉襟见肘。“十年，很难谈论，十年的漫长和短暂都超出我的预期，只有经历过才会发现，十年，刚好可以用来否定自我。”甚至，每个人都像哲学家一般，共同堆积关于时间的言说。

周劭问自己，什么是时间？或者说，什么是属于我的时间。

童德胜说：属于你的时间分为过去和未来两部分，过去是不存在的，未来也是不存在的，你存在。赵明明说：时间不公平，得靠抢。潘帅说：闲下来的时间就属于我自己了……梅贞说：哪有属于你的时间，你是谁，你在哪里，你能分一半时间给我吗？端木云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门客的时间带有轮回的意味，但也不是轮回，是在两个世界的边界处震荡，仓库是一种象征。辛未来说：当咱们说再见的时候，时间才产生意义啊。

事实上，抽象地谈论时间意义不大。只有在具体的空间中，时间才能显露它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雾行者》是一部讨论空间如何被时间形塑的小说。为此，路内构建了三种性质的空间。

首先是铁井镇开发区。正如前面所谈论过的，这是原乡式的存在。原本单调乏味的小镇以其新的经济结构所迸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吸引了大量青年来到这里，云集的荷尔蒙又深刻改变了小镇的面貌。暴力、欲望让人们时时蠢蠢欲动、躁动不安，他们渴望在此获得机会，但也被不安全感所困扰。有意思的是，路内刻意在第五章中为小镇添上了历史的延长线。有关黑魔法的故事让人悚然而惊，也让暴力和死亡具备了某种连续性和宿命感。

然后是C市、H市、T市、K市等，对应了一个个城市。熟读卡夫卡的文学青年对此大约会倍感亲切，但是路内说，这些字母并非简称，而是美仙公司总部对分销城市的编号。换句话说，这些城市因为现代管理方式而被抹去了名字。在这些城市中，仓管员们大抵会遭遇狂暴的自然对人的阻隔。比如，在H市，周劭遇到了暴雪。世界被雪所覆盖，一切都停止下来。因为暴雪，火车晚点，仿佛是暴雪在阻止人们离开H市。在C市，是海雾。冷而寂静的海雾不断翻涌而来，涌向陆地，淹没了高楼。无穷无尽的海雾也阻碍了周劭和辛未来的“逃亡”。在狂暴的自然背后，都有一个个案件。这使得这些城市有一种与人无涉的强大的压抑力量，是所谓的“荒凉星球”。这也是现代性的后果一种吧。

当然，也有例外，像重庆，也是美仙公司分销城市之一，在小说中却获得了自己的名字。重庆的自然风景得到了多次描述，这是一个更为自然的，属于前现代的城市。茂密的树林、层层叠叠的吊脚楼、密集的房子、带着人间烟火气的市集，甚至连破败本身都具有了某种质感，使得重庆有着与人相亲的气质。这是属于人的城市。人们在这里互相寻找，彼此相爱。人和城市由此建立起一种互相依赖的情感关系。重庆得以从冷漠的拉丁字母的代名中浮出来，获得了自己的名字。

318国道5000公里纪念碑

这些现代的、前现代的、倏忽获得历史的能量又转而消失，有着截然不同性质的空间共同存在于人们的生命体验中，构成了今天中国社会的缩影。从1998到2008这十年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人们在不同的空间中穿行，获得丰富的体验。为了给予这些空间以一定的逻辑和方向，路内将它们一一勾勒出来，这就是318国道。“沪聂线也就是318国道，以上海市人民广场为零公里处，在上海，它就是著名的沪青平公路，经过江苏、浙江、安徽、湖北、重庆、四川，由甘孜自治州巴塘县进入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在这里它被称为川藏公路，穿过昌都、林芝、拉萨，最终抵达日喀则市聂拉木县中尼友谊桥。它的走向几乎与北纬三十度线平齐，全长5476公里，是中国境内最长的公路，无所谓，即使它不是最长，也仍然横穿了我的记忆。”这条线必然要有个源头，就像这漫长的讲述势必要有一个终点一样，西藏，喜马拉雅成为了小说人物奔赴的终点，与第四章结尾处周劭所向往的麦哲伦一样，成为未来的象征。我以为，这是路内不得已的选择。他很难完全清洗西藏已经过载的符号意义，于一无所有处重新诞生意义。于是，我们看到，文学青年与浩浩荡荡的文艺青年在此合流。他们共同赋予山脉、河流、地方以名字、以意义。这也是经典的现代性时刻：希望被延宕，现在向未来敞开。

本文原载于《文学报》2020年05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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